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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也有個老紅軍
2020/9/3 13:58:28   中國老區網     瀏覽量: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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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汀,這個位于閩西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毅等人的名字以及“中央蘇區”“紅軍故鄉”有著緊密關聯。根據官方數字,在20世紀30年代那段崢嶸歲月,小小的長汀縣,有2萬多名兒女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

  我家也有位老紅軍,她是我丈夫的祖母,名叫廖享享,生于1914年,1932年4月參加了紅軍隊伍。她是殘酷戰爭的幸存者,從磨難中走過來,1998年5月去世。老人在世時,珍藏著一張照片,是她與當年的戰友俞炳輝(連城籍,1929年參加革命,1932年入黨, 1955年授大校軍軍銜,曾任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2004年6月病逝)的合影。老人生前經常拿著這張小照片,講述她在戰爭環境中所經歷的死里逃生的故事:

  1929年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進入長汀縣境內的四都鄉(今四都鎮)。紅四軍在這里建立了秘密農會、赤衛隊、工會、革命委員會等,同時積極籌集軍餉,擴大紅軍隊伍。我17歲那年參加了紅軍隊伍,被分配到福建軍區后方醫院長汀縣南陽茶樹下第一分院當護士。分院的院長是羅化成,政委是王永華,團支書是張招娣。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我學會了急救、護理的基本知識,經過工作實踐,救護能力逐漸提高了。因為我勤快、好學,對護理工作耐心、細致,所以給當時的醫院首長和許多傷病員都留下了好印象,他們都親切地叫我“小享子”。

  由于戰局變化,在我參軍半年后,分院遷到了涂坊鄉(今涂坊鎮),我們這些女護士也隨之前往。1933年4月,我又被調到離四都15華里的濯田鄉(今濯田鎮)水頭村。5月,我們又轉移到四都。隨后我又被分派到策武鄉(今策武鎮)策田村。到策田一個多月后,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展開第五次“圍剿”,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奉命在松毛嶺阻擊敵軍。我被醫院領導派到前線地帶的中復村附近,負責救護傷員。戰場上敵我雙方搏殺慘烈,不斷有紅軍傷員被抬到戰地救護所這里,不下千人。我們夜以繼日地搶救、護理傷員。由于人手不夠,再加上救護所條件簡陋、藥物匱乏,傷員得不到有效救治,傷勢較輕的只能咬牙硬捱,經簡單包扎后,又回到陣地上繼續戰斗。很多重傷員來不及轉運到后方醫院就犧牲了。我們根本沒時間傷心,只能一邊流淚一邊不停地清洗、包扎、搶救、護理……我們在那里呆了七、八天,戰斗結束后,又回到四都后方醫院。在將傷員抬回醫院的途中,遭到敵機轟炸,又有一些戰士和群眾傷亡,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1934年秋,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北上(長征)的前夕,福建軍區后方醫院轉移到了四都鄉謝坊村。在那里待了兩個月以后,醫院院部就解散了,解散時組織給我們每人發了兩塊銀元和十幾兩鹽。上級將傷病員分散到群眾家里養傷、養病,并且把醫院的女護士也分派到群眾家里繼續照料傷病員,紅十九團負責配合、掩護我們。當時,我和沈玉蘭、邱三妹一起被分派到小金村烏家塘的群眾家里,負責看護20個傷病員。為了接納我們這些人員,村民們毫不猶豫地騰出了自己的房間,而自己卻住在山寮里。為了照顧好分配到每家每戶的傷病員,村民們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把好吃的都讓給他們。

  不久,國民黨軍隊開始進攻烏家塘。為了報復烏家塘的村民收留紅軍傷病員,敵軍下了一道罪惡的命令:將烏家塘村殺光、燒光,夷為平地。我們只得把傷員轉移到江西大塘面,然后和一些自己能行走的傷員跟隨紅軍十九團(團長是余國平,政委是林國玉)轉移到歸龍山、雞公寨山上,化整為零,繼續與敵軍展開游擊戰。當時的生存條件異常艱苦,缺衣少食,只得挖野菜、打野兔、采野菌……有時刮風下雨也在山上跑來跑去找吃的,運氣好時能勉強填飽肚子,要是運氣不好,就只能忍饑挨餓了。有時敵人上山來,我們既要保存實力,又要機智地和敵人作斗爭,處境極為險惡。

  我們在山上堅持了三個多月,因為敵人上山“搜剿”越來越頻繁,我們被迫往江西方向轉移。在轉移的過程中,不斷遭遇敵軍的圍追堵截,隊伍終于被打散了。我和十幾個紅軍戰士在江西田新被敵第六師包圍,最后被俘。敵人起初把我們抓到江西會昌,后又于1935年春天押回長汀縣城。當時我有一個姑姑在縣城居住,她聽到我的消息后趕來,把我從獄中保釋出去。記得那時,敵人對我們這些長汀籍的女紅軍戰士相對比較寬大些,只要有親屬前來認領、保釋就可以放走。對那些男紅軍或外地籍貫的戰士則是動不動就毒打、槍殺,許多紅軍戰士被敵人殘酷迫害致死,包括陸定一的原配夫人唐義貞和胡政委、胡營長(具體姓名不知)等人。其中唐義貞的犧牲尤為慘烈,她先是被敵人嚴刑拷打,后又拉去槍殺。我聽同村的紅軍戰士陳六嫲說,因為唐義貞趁松綁時吞下了一份文件,敵人竟然殘忍地剖開了唐義貞的胸膛,掏出了她的內臟……唐義貞中彈時尚未斷氣,她是被活活痛死的啊!

  我姑姑把我保釋出來后,送我回四都老家。當地的反動派知道我是當過紅軍的,揚言要把我抓到武平去賣。我只得東躲西藏,有時躲到山上,過著野人一般的生活,有時喬裝成乞丐乞討,吃盡了苦頭。后來,我的父母托人遞來了消息,叫我躲到四都圭田村的姑婆家去,在那里躲藏了半年多,我與組織也就失去了聯系。

  就這樣,我一直等啊、盼啊,終于熬到了革命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我當了八年的村婦聯主任,盡心盡力地為群眾服務。后因年老多病,在家頤養天年。解放后,有不少老同志來信尋找或親自來訪。1984年,濟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王香雄(連城籍)也寫信到四都政府,查找我這個當年的“小享子”。他還記得我當年護理過他,在信中對我記憶很深。1985年春天的一天,俞炳輝到四都來時,曾親自把我接到四都鄉政府談話,并把談話內容錄了音帶走,臨別時還與我合影留念。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以及有關首長一如既往地關懷著我,使我深受感動。現在我年老多病,當地政府并沒有把我們這些老紅軍戰士遺忘,令我們深深感受到了組織的溫暖。感謝黨組織、感謝人民政府!

  以上所述,是我根據老人年復一年的喃喃絮叨整理出來的,這是她血與火的青春歲月。

  據國家民政部統計,在革命戰爭年代,全國犧牲的革命先烈約有2000萬人,但有名可考的烈士只有近200萬人。是的,有多少閩西的優秀兒女倒在長征途中!有多少閩西的中老年人看了影視劇《血戰湘江》《絕命后衛師》《絕境鑄劍》而淚流滿面!

  有這么一個紅軍群體,他們因傷殘或其他種種原因而離開隊伍,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名字——失散紅軍。他們中有著說不完的悲壯、凄涼的故事,尤其是失散女紅軍,她們中不少人遭受了敵人對其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折磨,又長期飽受歧視,這些人的命運、遭遇更是充滿著血與淚……我家老人常說:比起她們,我是幸運的,我很滿足了。

  何謂青春無悔?我在我家老人身上找到了答案。她沒能跟隨大部隊征戰到底,但她一樣體會到中國革命勝利的喜悅;她一直緬懷戰爭歲月,懷念犧牲的戰友,為自己曾經是一名紅軍女護士而感到自豪,更為活著的戰友沒有忘記她而深感欣慰。

  (范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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