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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悲愴的旋律“抵得上兩個師的兵力”
2020/9/24 16:55:08   中國老區網     瀏覽量: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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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在鐵蹄下遭受凌辱、流離失所的東北人民的悲苦及心聲。

  1936年11月西安事變爆發前后,西安全城到處可以聽到《松花江上》歌聲。后來,這首歌曲又迅速傳遍全國。《松花江上》發表后,強烈地觸動了中國人的亡國之痛,歌聲所至,莫不唏噓,成為中華民族刻骨難忘的抗日歌曲之一。它的創作者就是與冼星海、聶耳并稱“音樂三杰”的張寒暉,一生先后創作了《軍民大生產》、《去當兵》等70多首抗戰歌曲。

1936年的張寒暉

  少為人知是,《松花江上》的誕生地是西安而不是東北,詞曲作者張寒暉不是東北人,其實他也不曾到過東北。鮮為人知的是,這首歌對“西安事變”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周恩來曾評價這歌曲“使人傷心斷腸”,后來還曾由他指示編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很長一段時間來,張寒暉是默默無聞的,《松花江上》的盛名之下,沒有多少人知道它后面這個清瘦的戴眼鏡的河北人,但是,真正為民族作出杰出貢獻的人,是永遠不會被歷史湮沒的,隨著時光的推移,張寒暉已經聲名日熾。

  (一)用歌曲喚醒民眾投身抗戰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爺爺張寒暉一生其實從未到過東北。是流落西安街頭的東北難民,給了他創作靈感。”站在河北定州市建陽村張寒暉故居里,張滿囤談起爺爺當年創作《松花江上》的故事如數家珍。“爺爺從小就住在這個小院里。”

  張寒暉原名張蘭璞、張含暉。1902年5月5日,出生在順直省定縣(今河北省定州市)西建陽村一個日漸落破的書香之家,其祖上曾出過7位舉人。曾祖父琴棋書畫皆通,曾考取功名,卻棄官不做,終生過著恬淡的田園生活。祖父和父親在維新變法后,都曾在新辦的小學堂里教書,但薪金微薄,家道中落。父親滿腹學問,既懂中醫,又愛好民間音樂,是位進步的民主主義者,所以張寒暉自幼受父親革新思想的影響頗深。張寒暉的孫子張滿囤說,張寒暉在家中排行老二,小名全子,幼時體弱多病但天資聰穎。

  張寒暉的母親去世早,父親張振洲靠教書養活張寒暉弟兄5個,以及張寒暉年邁的祖父、祖母。家里終年糠菜半年糧,貧寒度日,實在養活不起眾多的孩子,將張寒暉最小的五弟送了人。

  在當時傳統思想影響下,不愿斷送張家的書香之脈,張寒暉的祖父和父親還是東挪西借地湊足學費讓7歲的他入私塾讀書。幼時的張寒暉聰明但是非常淘氣,11歲時到距家10里的翟城村高小讀書。整日食不果腹的張寒暉,靠著堅強的毅力艱難求學。在學校期間,受到孫中山民主主義熏陶,并對歌曲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經常唱一些民謠和愛國歌曲。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讀初中的張寒暉走上了街頭,組織文藝骨干上街,宣傳抵抗日貨,招致被學校開除。于是,他轉到保定高等師范附中學習。在這里,他接觸了到了《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接受革命理論的陶冶。

  進入保定高等師范附中讀書時,飯費家里常供不起。一次,餓得實在沒法了,在街上碰到一個唱曲謀生的藝人,張寒暉同那藝人向行人唱了幾支小曲,才要了塊餑餑吃。

  1920年,曾受民主主義影響的張寒暉直接去了北平,在北平私立電氣工業學校學電工。1922年,張寒暉回老家和出自貧苦農家的姑娘邵金平成婚。新婚之夜,張寒暉為妻子改名為邵錦萍,并輕聲唱起了在北平才學會的一首《滿江紅》:“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年,主權奪。嘆江山如此異族馳騁,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

  同年,張寒暉再赴北平,考入北平人藝戲劇專門學校,一是他從小喜愛戲劇,特別愛唱家鄉獨特的地方戲——定縣秧歌,更主要的原因是張寒暉人藝戲劇專門學校不但管學生的吃住,還發給一些零用錢。

  張滿囤曾聽老輩人說,1922年,結婚短短9天后,爺爺就離家到北京上學了。在此后的20余年里,張寒暉在家的時間少,在外的時候多。由于沒有男勞力,孩子又小,家中里里外外都靠邵錦萍,生活十分艱難。“奶奶白天上地里干活,回來干家務,晚上還要紡線到深夜。有時扛著轆轤給人家打短工澆地。就這樣,把收入一點點積攢起來給爺爺備用。”

  1925年,張寒暉考入北平國立藝專戲劇系,同年加入共產黨員。在藝專,他在著名音樂家趙元任教授的指導下,對民族音樂、河北梆子、河北民歌及昆曲等進行了系統學習和鉆研,為后來的音樂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6年,張寒暉帶領同學參加“三·一八”反對段祺瑞軍閥政府的游行,和李大釗在游行隊伍中一起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段祺瑞”口號。軍閥政府瘋狂搜捕愛國進步人士,李大釗慘遭絞殺,張寒暉也上了通緝的名單。張寒暉連夜剃光頭,逃離北平,一路步行400多里回到家鄉——在一天深夜,光著頭,赤著腳出現在妻子邵錦萍的面前。邵錦萍怕有人追捕張寒暉,天還不大亮,就給他披上一件褂子,戴頂破草帽,陪他去村外的田間澆地。

  張寒暉入黨后長期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他的身份、他的理想、他的事業、他的艱難與困惑,從不輕易與家人言說,邵錦萍自然也知之甚少。她只是在張寒暉每次外出時,節衣縮食、東挪西湊地攢足盤纏,給丈夫以默默的支持。

  張滿囤說,爺爺奶奶感情很好,只要爺爺回到家,總喜歡穿個大褂,摘掉眼鏡到地里干活,或者教村里的孩子識字、唱歌。一回到屋里,就張羅著做飯,女兒艷婷趴在他腿上,兒子林格爬到他背上,他邊拉風箱邊給孩子們講故事。他非常喜歡孩子,時常逗得孩子們哈哈大笑。在邵錦萍的記憶里,這是一家人最團圓、最難得、最幸福的時刻。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在漫長的離別歲月中默默企盼。

  1928年,張寒暉再次入北平國立藝專就讀,畢業后留校任教,先是在藝專工人俱樂部工作,后又領導北平青年俱樂部,組織了紅色話劇團體“五五劇社”,并在社刊上發表劇作《他們的愛情》。后因不滿于學校“藝術之塔”的封閉式教育,主張藝術為革命服務和戲劇地方化,憤而辭職。

  回到家鄉的張寒暉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幫助定縣民教館進行秧歌、民謠的搜集研究工作,并參加了由晏陽初領導的平民教育會,編寫農民通俗讀物,參與創作了《農夫歌》、《除草歌》、《農家樂歌》、《高頭村歌》等歌曲,編印了《普村同歌集》。

  1930年,張寒暉在北平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幫助組織劇社。“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張寒暉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領導下,整組定縣地下黨組織,組織農民運動,成立抗日救國會,并以古老民歌《三國戰將勇》的曲譜填寫了《可恨的小日本》,以《滿江紅》的曲調填寫了《告我青年》,號召青年“激奮進,齊赴國難”。從此,他開始了用歌曲喚醒民眾投身抗戰的革命藝術生涯。

  (二)一氣呵成飽含血與淚的旋律

  1933年2月,張寒暉接到他在北平國立藝專的同學好友劉尚達的信,邀他去西安工作。劉尚達時任陜西省教育廳社會教育科科長,兼任陜西省民眾教育館館長。

  此時,張寒暉在定縣利用民眾教育進行抗日宣傳,已引起定縣反動當局的注意。他接到信后動身去了西安。張寒暉到西安后,在陜西省民眾教育館任總務主任。他組織了“西安實驗劇團”、“西安鐵血劇團”,自當導演和演員,演出了《不識字的母親》、《黑地獄》等話劇,并主編出版《老百姓報》,以通俗文字開展救亡宣傳。然而,支持他們的陜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被南京政府撤免了職務,張寒暉和好友劉尚達被趕出了民眾教育館。張寒暉失業,貧困交加病了。他兩手空空拖著病體回家,隆冬天還沒有棉褲,凍得瑟瑟發抖。

  妻子邵錦萍和10來歲的女兒小艷亭去地里拾花生,換回幾尺布,連夜一針一線為張寒暉縫做了一條棉褲。病愈后,他利用在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做掩護,組織定縣戲劇研究社,演定縣秧歌,唱昆曲,編寫劇本……宣傳抗日。

  此時,“九一八事變”后退出東北的東北軍隊伍駐扎在定縣東關。按河北省委指示,張寒暉和河北省委特派員李德仲、東北軍地下黨孫志遠深入到東北軍駐扎在定縣東關的五十三軍的一個營,做鼓動宣傳工作。張寒暉在東關軍營中教歌。他教東北軍唱《可恨的小日本》,軍民學唱,大受感染,不少人邊唱邊哭,痛斥日本暴行。

  1936年夏天,張寒暉二次只身去西安,以西安省立第二中學(今陜西師大附中)教員的身份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此次離家后,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西北參加革命活動,再也沒能返回家鄉。

  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學,張寒暉擔任過28級(1939年畢業)的班主任等,講授國文課,課余則在師生中積極從事抗日愛國文藝宣傳。此時,他在學生中組織成立了一個由20余人組成的“斧頭劇團”,指導演出了多部抗日救國話劇。其中《鳥國》一出影響最大。該劇在大操場演出,觀眾達數千人,群情激憤,抗日口號聲震云天。此后,“斧頭劇團”又到陜南、晉西等地作抗戰宣傳。所到之處,演出前張寒暉總是激情洋溢地唱起他的“主題歌”:“厲我兵,秣我馬,大家齊動員;此恥不雪,此仇不報,不活天地間!”張寒暉在自己創作的歌曲與劇中這樣呼號。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1935年,十余萬東北軍被調至陜甘兩地,拖家帶口,愁容相對,鄉音一起,一夜征人盡望鄉,而那是個什么樣的家鄉呢?那是一片遭受侵凌的故土。廣大東北軍將士渴盼早日打回東北,趕走日寇,重返故鄉。

  古城西安街頭,擁塞著成千上萬憤怒的東北軍官兵和無家可歸的東北難胞。張寒暉到達西安后,耳聞目睹了幾十萬東北軍和人民流亡悲痛的聲音與慘景。一天夜晚,在東北軍做地下工作的孫志遠來看望張寒暉。孫志遠給張寒暉講了很多東北軍對故鄉的思戀之情和西安東北難民對喪失國土的悲憤之情,還送給了張寒暉一本東北軍第67軍出版的《東望》雜志。封面上印著該軍軍長王以哲的親筆題字:“我們何時能返回那美麗的田園?何時能安慰我們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時能救我親愛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孫志遠望著沉思的張寒暉說:“寒暉,你多才多藝,寫一首反映東北軍思想感情的歌吧!”張寒暉早有些想法,經孫志遠一說,更燃起了他為東北軍寫歌的欲望。

  于是,張寒暉到西安北城門外東北難民集中的地區走訪,與東北軍的官兵和家屬攀談,一面宣傳抗日方針,一面傾聽東北同胞他們控訴“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傾聽他們對失去故鄉、親人的思戀,深刻體會到埋藏在他們心底的亡國之恨和喪家之痛。張寒暉日思夜想,心潮難平,眼前那片黑土地,那條松花江,仿佛在向他招手;東北依稀成了他的家鄉。

  “九一八”以來的國仇家恨在張寒暉的胸臆翻騰;東北難民的哭泣在他腦海縈繞;東北軍和難民決心打回老家去的呼喚在他心靈震蕩……“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歌詞寫出來了,內容和感情脈絡分為懷故、漂流、呼喚三個基本層次。詞的開頭部分,訴說了家鄉的美麗富饒,而“九一八事變”突起,日軍占領了美麗而富饒的東北,人們只得背井離鄉,在關內流浪。詞的第二層次概括地描述了失落故土的悲慘遭遇,透過訴說喪家的哀痛,逃亡的倉皇,控訴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詞的第三層次用飽含無限感慨的發問,向故鄉和親人發出聲聲深情的呼喚,寄寓了對早日收復失地的強烈期待,把感情推向了最高潮。

  用什么音樂素材呢?張寒暉想起了家鄉那獨特的地方戲——定縣秧歌中凄慘慘的“大悲調”,還有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尤使他歷歷在目,縈繞耳邊的是家鄉女人哭墳時失去親人的悲痛欲絕聲——張寒暉在東北撤進定縣的東北軍五十三軍的一個營中教歌時,軍兵們的歌聲是那樣悲憤幽怨,在從軍營回來的路上,他見一婦女在新墳上燒紙,哭嚎失去的親人,那哭聲拖著長腔,凄慘、心酸、悲絕……張寒暉久久回憶著女人哭墳時的凄慘哭聲,腦海間縈繞著東北軍和東北難民那悲憤幽怨聲……

  音樂素材有了,張寒暉于1936年11月奮筆疾書,一口氣創作出悲壯動人的歌曲《松花江上》。

  這是一首滿懷離鄉之思、國難之痛的悲歌,歌詞中的“我”的遭遇實際就是全體東北人民的遭遇,因而足以使每個中國人為之動容。該曲采帶尾聲的二部的曲式結構,旋律以環回縈繞、反復吟唱的方式引伸展開,悲憤情緒的積聚在歌曲的尾聲形成爆發性的高潮。此曲充滿了家仇國恨的深深之痛,表達了洗雪國恥、抗戰到底的決心和力量。

  此歌既出,張寒暉先在西安二中學生中教唱,旋即引起強烈反響,教室外聚集起層層聽眾。歌曲唱出了那深重的民族創痛,感人肺腑。張寒暉的友人姚一征曾說:“當歌曲寫完后,我們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時,竟嗚咽地哭了。”

  當時正值紀念“一二·九”學生運動一周年,西安二中的同學們在游行隊伍中唱起了這首歌,立即震動了西安古城。隨后,由東北軍政治部宣傳隊印成卡片分發到各軍各師,又經中共地下黨轉給北平學聯歌詠隊。

  同時,張寒暉把自己的這首歌教給群眾演唱,并帶領群眾到西安的城墻上、街頭中去演唱,悲怨壯烈的歌聲深深打動了廣大東北軍官兵的心,竟有數萬名官兵聽后落淚。繼而,這首震撼人心的歌不翼而飛,迅速在東北軍及東北難民中傳唱開來,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長城內外。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淚強烈地感染著愛國的中華兒女,人們爭相傳抄傳唱,在祖國破碎山河的上空,到處飄蕩著歌曲中的呼號……

  (三)風靡中華大地的“流亡三部曲”之一

  1936年12月4日 蔣介石從洛陽來西安,住臨潼華清池,企圖督促張學良、楊虎城之東北軍與西北軍進行剿共。陳誠、蔣鼎文、衛立煌、朱紹良、邵元沖等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十余人相繼到達,住西京招待所。

  12月9日,西安各校學生1萬多人集會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會后,游行到“西北剿共總司令部”、陜西省政府、西安綏靖公署請愿,蔣介石下令“格殺勿論”。東望小學一學生在中山大街被警察開槍射傷,游行大隊群情激憤,沖出中山門向臨潼進發。張學良親自趕到十里鋪,揮淚勸阻學生避免流血犧牲。這時,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 歌聲悲壯,令人斷腸。張學良驚聞此曲,感慨頓生,熱淚盈眶:“請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內,用事實來答復你們。”

  12月12日凌晨,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和從南京來的十幾名軍政大員。可以說,《松花江上》這首歌對“西安事變”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這首歌曲迅即傳遍全國,成為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感召力最強的歌曲之一。

  西安事變后幾天,張寒暉按黨的指示參加了東北軍,任政治部人事股長兼“抗日演劇團”團長。身為東北軍的一員,張寒暉唱著自己寫的歌,同樣淚流滿面。

  1936年底,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在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出席東北軍軍官會議。會議結束時,周恩來指揮著東北軍軍官高唱《松花江上》。悲憤的歌聲激起大家思念故鄉的情緒。當歌聲進入“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時,全場軍官有的熱淚盈眶,有的低頭哭泣,有的舉起了拳頭。“一定要打回家鄉去!”的決心,充溢著歌唱者的胸膛。

  周恩來還曾問一位東北戰士:“為什么一唱‘九一八,九一八’,東北人就流淚呢?”那位戰士靦腆地回答道:“想家唄!”周恩來笑著說:“想家?我建議領導讓你回家看看,好不好?”戰士答道:“不趕走鬼子,回去也好受不了。”周恩來親切地拍著那位戰士的肩膀道:“那么,這支歌,唱出了你們的心愿,你們不愿做亡國奴,要求抗日、收復失地、統一祖國!這很好!”

  民族苦難血淚中浸泡而出的《松花江上》,的確是一曲哀歌,一曲驚天動地的哀歌,催人淚下,使人奮起。1937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武漢大學演講《現階段青年運動的性質和任務》時,談及《松花江上》,激動地說“(‘九一八事變’后)成千上萬的青年人無家可歸,無學可求,尤其是東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嘗受人世間的慘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傷心的人斷腸。”對于抗日歌曲的巨大影響力,毛澤東也曾高度評價稱“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兩個師的兵力”!

張寒暉作詞曲的《抗日軍進行曲》

  1937年,作曲家劉雪庵把自己從上海流亡到香港途中譜寫的《流亡曲》(又名《離家》)及《復仇曲》(又名《上前線》)兩首歌與張寒暉的《松花江上》編為《流亡三部曲》,在《戰歌》音樂期刊上發表,因當時對《松花江上》創作者張寒暉缺乏了解而署以佚名。這是三首歌曲以《流亡三部曲》之名首次正式發行,成為在抗戰時期萬眾傳唱、膾炙人口的一組愛國歌曲,對激勵民眾走向抗日戰場發揮了難以估量的推動作用。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指示,將其中的《松花江上》與后來創作的《軍民大生產》編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抗日戰爭時期,還流傳著許多關于《松花江上》的故事。一天晚上,八路軍摸到敵人的碉堡下面,向偽軍宣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道理,然后給他們唱了《松花江上》。當歌聲終止后,碉堡中一個東北口音的士兵帶著哭腔說:“再唱一遍,好嗎?”于是,《松花江上》再次響徹夜空,歌聲激起了士兵們對家鄉的懷念,漸漸可以聽到碉堡中的哭泣聲。幾天后,很多東北籍士兵都帶著武器投誠來了。

  1938年7月7日晚,武漢舉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動,10多萬群眾分乘幾百條木船,舉著火把匯聚在長江之上。這時候,不知是誰領頭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應,十幾萬人的歌聲掀起了巨大的聲浪,匯成了人間罕見的、血淚凝聚的感情的交響。

  西安美院教授茹桂在晚年忘不了小時候在長安讀小學,抗戰烽火四起,他們當時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輕的倪姓女老師,給他們教唱《松花江上》,他們當時懵懵懂懂,但能感受到當時的外患,知道東北淪陷,國土失守。當時大家很少提日本一詞,開口就稱東洋鬼子,或倭寇、倭奴等,幼小的心感受著國恨家仇,老師們當時都是激情澎湃、義憤填膺,印象特別深。

  (四)“精神故鄉”成為抗戰音樂創作的“大本營”

  “華北是張寒暉的生身之地,是他自然生命的故鄉,但他還有兩個故鄉——大東北是他筆下、音符里的故鄉,大西北則是他的‘精神故鄉’。他奔波于兩極之間,張寒暉實際上成了當時情境下一個普通中國人的鐘擺,他的擺動之下,我們看到的是饑餓的鄉村、人民的怒吼、烈士的熱血、抗日的烽煙、延安的燈火和松花江的波瀾。”著名評論家肖云儒如是說。

  張寒暉是河北人,卻對陜西有著非常濃烈的感情,并善于生動有力地運用陜西關中老百姓的語言。《松花江上》創作的成功,使張寒暉與東北同胞的命運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1938年8月,中共地下黨員張寒暉受黨委派來到位于西安的私立東北競存中學任中共競存總支社會工作委員,擔任學校中學部教務主任(1940年春改任小學部教務主任)。

  東北競存中學,是由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人民教育家車向忱在“一二·九運動”高潮中于1936年創辦,以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為宗旨。1938年11月,為躲避日軍飛機轟炸,私立東北競存學校從西安城內南大街湘子廟遷到鳳翔縣城東關紙坊街,中學設在黃廟,小學設在火神廟。

  競存學校條件很艱苦,以破廟為校舍。破舊的廟殿,地上鋪上一層麥草,既當教室,又當宿舍。數九隆冬,張寒暉往往教完音樂還教語文。夜深了,他坐在麥草上,兩腿架塊木板低頭凝神給學生批改作文,兩手凍得實在受不了,就用嘴呵呵熱氣。學校經費拮據,他便開源節流,到社會上募捐為教員發薪,并節衣縮食接濟一些貧寒無助的東北學生。

  王汶石是張寒暉在競存中學的學生、延安時期的部下,王汶石的兒子王曉渭常聽父親講起張寒暉的一些軼事。河北省文化局建立張寒暉紀念館時,王汶石曾將張寒暉當年的珍貴手跡交給了河北省文化局,現珍藏于河北省博物館。王曉渭記得父親講過,當年張寒暉在競存中學任教務主任時,學校教員常常像做義務教育一樣生活很苦,經常學校無錢教員開不了伙,到街上買回幾個鍋盔泡開水吃。有些先生們受不了,一學期完了再不接聘書,悄然不辭而別,校長有時只能到外邊募錢給教員發薪。張寒暉卻常常自己不夠用,還出手相助一些流亡貧寒的東北學生。張寒暉經常噙個旱煙袋子,與當地農民在紙碾旁、撈紙間,在洗泥麻的河邊,在麥場上和莊稼漢的炕上,一袋一袋地抽煙拉家常。

  吳啟文是鳳翔縣紙坊村四組村民,到晚年他依然記得張寒暉的清瘦模樣,說張老師的小提琴拉得好。晚年,老人還難以磨滅張寒暉給競存中學作的校歌《學習,學習,再學習》:“學習,學習,再學習,用自我批判的精神來學習。生活,生活,居住在破廟,飲食在露天,身穿著破爛的綠軍衣。但是我們的學習有趣味,有意義,有生氣……一切以抗戰為前提,一切以學校的利益為第一。”在紙坊村的鄉親們心中,張寒暉還是當年那個戴著圓眼鏡的教書先生,還是那個中等個兒、教大家唱民歌、會說一些鳳翔土話的音樂家。

  張寒暉一生創作了近70首歌曲,在鳳翔紙坊的近4年時間里就創作了《反攻》、《云霧里》、《榮譽大隊歌》、《祭陣亡將士歌》、《莊稼漢抗戰三部曲》、《合作運動》、《團結起來》、《努力,咱們戰斗下去吧》等28首歌曲。這個時期也是他音樂創作生涯的高峰時期,除歌曲外,他還創作了歌舞劇《原始人》,導演了《反正》、《正路》、《代用品》、《崇德堂》、《川島敏子》5個話劇。可以說,紙坊是張寒暉抗戰音樂創作的“大本營”、“根據地”。

《張寒暉歌曲集——紀念音樂家張寒暉同志逝世十周年》(195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一版一印)  

  當年,張寒暉常常上午上課,下午勞動,打地基、拉石頭、運木料、搬磚瓦。有一次,張寒暉了解到鄉親們看戲不方便,和校長車向忱商量后決定在打麥場上修一座大戲臺,當看到師生在河邊拉大塊石頭,他即興譜寫了《拉石頭》。同學們高唱新歌,加快了勞動進度,才幾天時間大土臺子就建好了,學校從此有了文藝活動的舞臺。

  在勞動中,他接觸到大量的來自民間的歌謠。他相當重視這些民間歌謠,從中吸取精華,研究關中地方方言和關中民歌,創作了不少用方言作詞的歌曲。《夯歌》、《紙工歌》、《拉石頭》、《染布工人歌》等,就是這一階段的“勞動成果”。

  張寒暉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民間音樂家,他寫的歌詞生動、形象、通俗、易懂,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曲譜多來源于民間音樂,來源于民間藝術的言傳身教。描繪紙坊村幽默、勤勞的造紙工人的《紙工歌》,就是在鳳翔《蓮花落》的西府曲子與紙工們的勞動號子基礎上改編而成的。

  紙坊村是關中地區有名的造紙村,鼎盛時“家家紙墻豎,戶戶碾砣聲”。老鄉們采用老祖先蔡倫傳下來的造紙術,將爛麻鞋、破布、樹皮等做原料,制成麻紙。這種紙是糊窗戶、裱頂棚的好材料,但卻不能寫鋼筆字。此外,這種造紙術成本昂貴、工序復雜、制作辛苦。張寒暉經過琢磨,想到了用細麥草作為造紙材料的方法。折騰了一個月時間,他終于造出了擁有七八種顏色、當時俏銷西北、能印刷報紙的“寒暉紙”,并兼任過造紙廠廠長。“寒暉紙”厚實、美觀、價廉,有黃、灰、白、綠四種顏色,用途廣泛。當時西安的《老百姓報》以及印制書籍、刊物、信紙、教案等,用的都是這種紙。一個小小的造紙廠被張寒暉辦得有聲有色,為學校增加了不少收入。后來,他到陜甘寧邊區曾在經濟建設委員會工作,又創辦紙廠并以此方法造出了轟動一時的“馬蘭紙”。

  張寒暉是一個善于發掘民間音樂的音樂家。為了減少夜間攪紙漿的疲勞,張寒暉在當地紙工哼唱的簡單民間曲調里,取其精華并加入抗戰內容,創作了有名的《紙工歌》。《紙工歌》寫出來后,張寒暉親自教會他們一家人演唱,很快由他家傳唱到全村各戶:“清晨起來把麻剁喲,蓮花兒落喲,一剁剁到那大晌午……為啥搶占我東三省喲,蓮花兒落喲,炮打盧溝害中國。賊兵調來幾百萬喲,哎喲喲,到處奸淫他又搶奪喲,有朝一日我上了前線喲,怎么著喲,挖他的眼睛把皮剝喲……”

  張寒暉在這里教書育人,也在這農村的“大課堂”里學懂了人民群眾的音樂。其實,像這樣民歌飄香的村莊才是滋養人民音樂家的沃土,是滋養中國民族音樂的“樂坊”!1939年,張寒暉被競存小學3個流亡姐弟的困苦生活所感動,寫下了兒歌《我們是流浪的兒童》,這就是東北競存小學的代校歌:“我們是流浪的兒童,我們是苦難的兄弟,我們要親密地團結,沒有一點可放松。努力學習,加緊工作,我們要完成我們的使命,我們是民族解放的先鋒!”

  1941年暑假,國民黨反動派包圍了競存中學,搜捕進步師生。這年8月,陜西省委考慮到張寒暉的安全和以后的工作需要,派交通員黃軍(后名馮和駿)聯絡張寒暉迅速撤到邊區。張寒暉隨即秘密離開競存,走進鳳翔城關,搭馬車到虢鎮,上火車到三原,又北上到耀縣照金鎮——陜西省委機關所在地,在照金從事劇團工作。

  1942年春,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幾次給邊區政府電文,邀請張寒暉到延安工作。于是,張寒暉奔赴延安,先后擔任了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秘書長兼總支組織委員、文協大眾化工作委員會主任、戲劇委委員等職。當年,他與丁玲、蕭軍等一起工作,并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延安整風。

  時值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張寒暉拄著拐杖,踏著沒膝的冬雪,到80里外的大荒山勘察開荒的地。冰雪天,他參加打井,準備種菜。他開荒種玉米、種西瓜、種南瓜,生產自救,支援抗日,常常自稱“看瓜的老漢”。

  當年,王汶石總能看到,每次吃飯時,張寒暉端著碗,一邊嚼著飯粒,一邊和炊事員或民間老藝人談論眉戶的曲調、秦腔的板眼。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的作品此后也洋溢著顯著的陜西特色。當時延安遭遇封鎖,因為醫藥缺乏,張寒暉就常常上山采藥,為了機關生產,他曾翻山越嶺千里往返關中,連牲口也不騎。

  火熱的生活,鼓舞著張寒暉。1945年,他用當地的隴東民歌曲調創作了《軍民大生產》。由于曲子清新明快,歌詞又寫得生動活潑,大家很快就學會了,并把歌曲改為表演唱,還請人設計了一套舞蹈動作。邊區軍民唱著這首歌,開荒種糧、紡線織布,渡過難關并為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物質基礎。在前線慰問演出時,這首歌從關中唱到陜北,又唱到山西,一路受到了軍民的熱烈歡迎。

  (五)淡泊聲名的人民音樂家不會被“埋沒”

  長期的艱苦工作,使張寒暉積勞成疾。張寒暉當年在延安的鄰居鄭云燕曾回憶:“1942年,我隨母親邵清廉從奉天(沈陽)千里迢迢徒步來到延安,尋找從黃埔軍校畢業來到延安抗大的父親鄭新潮。那時我僅有5歲。在延安大家都穿著破破爛爛的軍裝,土里土氣的外表不像國民黨軍人那樣威武。可是,在延安就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大群人,卻是中國最有才華的人。張寒暉就是其中的一個。就是這樣一位革命作曲家,在延安就住在與我家的窯洞鄰居。我們朝夕相見,他穿著一雙布鞋,衣裝較整潔,衣兜里別著鋼筆,留長頭發,戴著眼鏡,遠處看上去就知道他是個文人。”鄭云燕說,在相鄰相處的歲月里,張寒暉總是日夜兼程譜寫著一首首革命歌曲。無論是陰晴圓缺,在張寒暉的窯洞里總閃爍著油燈的光輝,時而傳來譜曲的歌聲,偶爾伴有陣陣的咳嗽聲。

  “我父親鄭新潮是黃埔軍校炮科畢業后到延安的,當時毛主席和朱德讓他與郭化若籌建延安炮兵學校,需要炮校校歌,就與李偉(后少將)去找張寒暉征求編寫內容,張寒暉雖然病重,但非常樂于相助,熱情地地答應了,他日夜兼程完成了歌曲的初稿,為了更生動,他與我父親冒雪去找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東北干部隊副隊長),唱給他聽,征求他們的感受。”鄭云燕說,此時的張寒暉病情一天天重了,咳嗽的痰中帶有血絲。據鄭云燕的母親邵清廉回憶:一天,魯藝學院的閻呂(賈濤少將的妻子)因工作來看張寒暉,發現他房間很亂,鄭云燕的母親聽閻呂說話是東北口音,兩人攀談起來,自我介紹叫邵清廉,張寒暉喜悅地插嘴說:“我家屬也姓邵。”張寒暉看到邵清廉與閻呂為他打掃屋子、曬被子時,張寒暉感動地說:“你們真像我娘家人。”

  1945年春,天氣乍暖尤寒。患了感染性肺氣腫的張寒暉每天都要到窯洞外面曬太陽。鄭云燕回憶說:“延安的醫療條件非常差,張寒暉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了。他總咳嗽,白天只要聽不到他的咳嗽聲,就知道他不在窯洞里,去魯藝學院了。有時夜間,他咳嗽得厲害,我媽媽就給他端去一碗羊雜碎湯,暖暖身子,咳嗽就會減輕一些,冬季來臨,他常說最怕感冒。只要一感冒就會引起肺氣腫。”

  1946年3月初,張寒暉因肺部感染引起水腫,造成心力衰竭,出現了昏迷。當年3月11日晚,年僅44歲的張寒暉在延安溘然長逝,遺骨伴著《松花江上》哀怨的樂曲安詳入土,安葬于寶塔山之南的窯背上。在他的墓碑上,銘記著:人民音樂家《松花江上》作者張寒暉同志之墓。次年,蔣軍進犯,墓碑俱毀,墓址蕩然無存。可是,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墓碑是誰也砸不掉的,人民每當聽到這首《松花江上》的時分,都會思念這位人民的音樂家的。

定州中山公園內的張寒暉塑像

  “春暖寒暉下夕煙,松花江水流潺潺。心聲豈止三千萬,一曲哀歌動地天……”著名詩人蕭軍曾這樣悼念張寒暉。民族苦難血淚中浸泡而出的《松花江上》,的確是一曲哀歌,催人淚下,使人奮起。時任陜甘寧邊區文協主席柯仲平也曾賦詩悼念張寒暉:“文化山頭葬寒暉,一把土來一把淚。你在這里開過花,這里把你來安葬……”

  張寒暉病逝不久,他與結發妻子邵錦萍的兒子張林格也成為烈士。張林格生于1923年,16歲就參加了抗日游擊隊,擔任爆破組組長,還是村里“抗日青年先鋒隊”的負責人之一。張林格常說:“爸爸在外搞革命,我在家鄉打鬼子。”張林格帶人破壞日本鬼子的電話線,傳送重要情報,有次不幸被捕,先后關押在保定、北京等地。被組織營救出來后,張林格意志更加堅定,頂著威脅利誘,繼續堅持戰斗。1946年11月,張林格在河北定縣縣城北部執行爆破任務時光榮犧牲,年僅23歲。

  20世紀80年代初的一次“5·23”采風期間,張寒暉的夫人與10余位文化人從北京回到延安,那些當年為張寒暉抬棺下葬的人們要一起在延安寶塔山南邊的小山頭上重尋張寒暉的墓冢。那天很晴朗,當地俗稱文化山的小山上,芳草萋萋,他們一行尋尋覓覓,不知是誰先悄然唱起《松花江上》,后來三三兩兩,然后大家一起合唱著《松花江上》往山上走去。唱著唱著,人們的心情時而沉重,時而惆悵,經過了這么多年,尋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張寒暉的墓碑等物已經被毀了,殊難尋覓。一路指指點點,就是這兒,好像又不是,最后在一個緩坡下面,大家不約而同地停住了腳步,陳舊的墓穴已經塌陷,綠草青青,野花隨風飄零著,雨水的滲漏。后來,當那一堆白骨出現,辨認無誤后,大家一起默哀,有人低聲啜泣。張寒暉的夫人掏出事先備好的塑料袋,仔細地將白骨重新進行置埋,她希望張寒暉能“歸隊”。后來,當地為張寒暉重修了墓地,再后來,他的骸骨被遷葬至延安郊區的“四八”公墓,“歸隊”于昔日的戰友中間,永遠安息在了延安這塊土地上。延河悄悄流淌,青松翠柏之間,張寒暉永遠安息了,平靜而從容,較之不遠處的黃河壺口,他用歌聲激起過不亞于黃河驚濤的巨浪,因為《松花江上》,他也將永存青史。

  張寒暉生前謙遜自持,不露聲名。當年,歌曲《松花江上》發表時,他沒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堅持冠以“平津流亡學生集體創作”或注以“佚名”。一些學生也常問他:“張老師,你的歌,為什么沒有你的名字呢?”張寒暉對此微微一笑:“要名字干什么呢?”在他看來,有一支能起到戰斗作用的歌,也就足夠了,署不署名都不重要。也許正因為沒有署名,張寒暉才躲過一劫。當《松花江上》剛剛出現時,西安的國民黨憲兵就說它是“赤色歌曲”,誰要唱它就有被逮捕的危險,并下令追查歌曲的作者是誰,查來查去是“東北流亡學生集體創作”。

  張寒暉除了留下《松花江上》、《軍民大生產》這些名曲外,還創作了《游擊樂》、《當兵去》等70多首抗戰歌曲。這些歌曲曾激勵著中華兒女同仇敵愾,英勇殺敵,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些歌曲中感受到音樂的力量、文化的力量、革命的力量。但張寒暉生前并沒有編印過自己的歌曲集,許多詞曲散失了。陜甘寧邊區文協的同志決定搜集編印他的歌集,由他的學生、同事和他的夫人一起用回憶的方法將他創作的歌曲一首首憶唱出來并記譜,整理成集,油印成冊。1950年,西北文代會召開期間,改為鉛印出版的此歌曲集成為向大會的主要獻禮之一。自此,人們方知《松花江上》等歌曲的作者是張寒暉。

  1993年6月,歌曲《松花江上》被評為“20世紀華人經典音樂”。200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廣電部等單位聯合舉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大型文藝演出《為了正義和勝利》,序幕中選的惟一的歌曲是《松花江上》,第三幕又選了張寒暉的《去當兵》。

  2002年冬,在紀念張寒暉百年誕辰之際,西安人民在他曾經戰斗過的地方——陜西師大附中校園里為他樹立了一座肅穆的雕像,以銘記這位為民族抗戰做出偉大貢獻的人民音樂家。雕像中的張寒暉,表情沉靜,若有所思,文質彬彬,意氣風發。寒風中,陜師大附中2000余名師生再度唱響《松花江上》,以哀婉激憤的歌聲迎接校友的“歸來”。

  “《松花江上》的流傳絕對不是偶然的,真正是不翼而飛、不脛而走。”陜西音樂文學學會會長黨永庵這樣解釋,“它的歌詞通俗易懂,它的旋律容易上口,最重要的是它與時代息息相關,反映了時代與人民的呼聲。”為紀念張寒暉百年誕辰,黨永庵還專門填過一首詞:“常憶君來日,蓬頭顱,棲陋舍,哺學子,披烽火,詠國殤。夢斷家山,惟有和秋雨,淚灑殘陽。嘆白山黑水,大豆復高粱,年老爹娘,斷愁腸。縱擲筆怒,粉墨舞,長夜嘯,愧惆悵!枉年少,頭閑白,路蒼茫。”黨永庵最后強調,“留下百年絕唱,潤華夏、天地生香。看黃河東去,憑大海長吟: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以其悲愴激蕩的音符,永遠留住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留住了民族的辛酸血淚。“松花江”是當時祖國山河的代稱與象征,《松花江上》震撼、振奮了多少人,多少進步青年唱著這首歌奔向戰場。民族心靈的創痛,悲涼憤懣的氣氛,那東北淪陷的痛苦,多少年后仍令人聞曲悲嘆、感發興起。

  2012年9月,紅色愛國主義抗戰題材電影《張寒暉》開拍。影片全長約90分鐘,以“張寒暉的革命足跡”為線索,從張寒暉去北京求學開始,到完成推動“西安事變”的歌曲《松花江上》,通過影像的形式把張寒暉“愛黨、愛國、愛人民”的高尚品德和立志報國的理想信念,中華民族英勇頑強、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以及一個革命者和人民藝術家成長的歷史足跡,呈現給廣大觀眾。與此同時,中央電視臺和定州市政府等共同制作有情景再現劇《不屈的哀歌》,該劇藝術地再現了人民藝術家張寒暉當年創作《松花江上》時工作、生活的情景。

  如今,張寒暉是河北定州人的驕傲。定州市修建有張寒暉文化廣場,這里矗立著高3.2米的張寒暉銅像——臺基上鐫刻著張寒暉作詞作曲的著名歌曲《松花江上》和《軍民大生產》,廣場入口處有張寒暉生平簡介。

“九一八”殘歷碑

  《松花江上》這首哀婉悲憤的抗戰悲歌,曾那樣廣闊地回蕩于滿目瘡痍、戰火燎原的中華大地,聞聽此曲,多少人或思鄉情切淚如雨下,或轉戰千里奔赴戰場。《松花江上》的旋律,將永遠激蕩在民族的心靈史上,成為那段血與火歲月的印記,使我們激憤,使我們嘆惋,使我們清醒,使我們奮起。

  (吳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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